“脸红什么？精神焕发！怎么又黄啦？防冷涂的蜡！”30多年前童祥苓塑造的杨子荣深深镌刻在一代人的记忆中，他浓眉大眼，身披大氅，完美地诠释了那个时期的审美观，成为时代精神和英雄主义的代名词。杨子荣使童祥苓成为“文革”中闻名遐迩的明星，样板戏也带给他宠辱交加的一生。
在上海170平米的寓所里，童祥苓跟一个普通的70岁老人无甚区别。他穿着臃肿的大棉背心，趿着棉拖鞋，在厨房里张罗管道工修水管，只有客厅墙上悬挂的杨子荣剧照和与毛主席、周总理的合影，显示出一些梨园气息。贤惠的太太南云几年前眼底黄斑，视力退化到0.1，跟人照面只能看见个影儿，家里的许多事情，都落到童祥苓身上，他房里房外跑，一动就喘，“没办法，老慢支（老年慢性支气管炎）！”一坐下谈话，他的脸上就恢复了名伶神采，溜圆的眼睛时而上挑、时而斜睨、时而含笑，他还有个习惯性的表情，先把眉毛鼻子眼睛使劲攒在一处，再使劲挣开。据说不少老戏剧演员都有这个毛病，过去扮脸上妆前得先往脸上扑冰糖水或蜜水，时间久了脸绷着难受，得松快松快，他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？忘了问他。
1935年，童祥苓生于天津，8岁起在北京学艺，同年登台。在他懂事的时候，大他13岁的四姐童芷苓早已是红透上海滩的头牌坤旦。为了培养这个童家最小的弟弟，姐姐不惜工本，为他广延名师，十几岁时，童祥苓便与二哥童寿苓，姐姐童芷苓、童葆苓一起令童家班扬名梨园，然后又拜入马连良门下，成为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。
当选杨子荣
老的戏剧演员都是班里论排行，我们童家比较特殊，都是亲姊妹兄弟。我们家不算梨园世家，父母都不干这个，但是我们这一辈儿，许多都走了这条路，大概是受我姐姐童芷苓的影响吧。
能选我演杨子荣，那是碰上的。那时候，我们童家人正靠边儿站呢，1964年那会儿，江青说我姐姐反对现代戏，我们一家子都受到株连。其实我姐姐最支持新戏的了，她原先演老戏的时候，就排了很多新戏，什么《武则天》啦《大闹宁国府》啦，1958年的时候我们就演现代剧了，我们童家班创作了《赵一曼》。我姐姐那时候很红，大江南北都知道童芷苓，她把我们姐弟聚集到上海，想发扬童家艺术，号称“童家班”。但是“文革”一到，她被“揪出来”了，江青说她反对样板戏，是文化特务。
前些天还有电话找我，要跟我核实一些细节，据说北京方面查到史料，江青担心自己在上海文艺圈的旧事被人知道，所以要把知道她底细的人一网打尽。我姐姐恐怕就是吃了这个亏，不过这事儿我不知道，我姐姐也没说过。
反正选杨子荣那会儿，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处境，轮不上，不该有我。剧团领导最后一个把我找去。我到了后台，一看，几省几市的老生都在这，这么多唱老生的，我说你们干嘛呀？在这？大伙儿在后台开心嘛！考试。谁考试？后来我就上去唱了一段，传统戏《定军山》，唱了一段就下来。过了一会儿孟波副局长进来，说你能唱《法场换子》吗？我说可以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江青过来秘密选演员呢，不过她也没有马上就决定让我演杨子荣，几天后她去看了我演出的《红灯记》。
快开演了，团长告诉我，江青来看戏了。说实在的，那头两场我自己都觉得浑身唱着不自在，怎么提这个灯也不是，左手也不是，右手也不是，反正哪儿也不是。我没敢告诉我姐姐，如果告诉她，她可能比我还紧张。等演完了，江青上台，没理我姐姐，就跟我说你别老吃自己的饭。不吃自己的饭，我吃谁的饭呢我？她说你应该自己创作。那咱就自己创作。我创作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说完了她就走了。
没多久，我就被调进了《海港》剧组，扮演正面角色大队长。我在《海港》只排了一天的戏，第一天我还跟导演逗乐，第二天张春桥来了，说在休息室等着见我。我当时一想坏了，怕是出娄子了。
到那儿去见他，他脸一板，我更害怕了，完了他问，“你愿意演杨子荣呀，还是愿意演这个大队长呀？”
这我可蒙了，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呀？我想了半天。我说我从来，领导调我上哪儿，我上哪儿，没说是让我上《威虎山》，我自己提出上《海港》，什么我也不知道呀，就把我弄到《海港》。我想了半天，我说张书记，杨子荣也是革命英雄人物，大队长也是革命人物，都是现代戏，我全喜欢，您看我应该上哪儿我就上哪儿。这时候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有点笑容：那么你今天晚上就到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报到吧。我就是这么个机会才得到这个角色。
我这辈子，也是三起三落，“文革”前挺好，1957年那会儿就给我定每月350块钱工资呀，那时候吃一顿西餐，大概也就花1块钱。我姐姐更不得了，她在京剧院挣1000块钱工资，那多少钱哪！比现在的腕儿也不少哇！解放以后，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私人汽车，童芷苓有！当时文艺界最有钱的就是童芷苓，你要见了陈强，就是陈佩斯他爸，你问他，他拍《魔术师奇遇》的时候，坐在敞棚汽车里面钓鱼，那车是谁的，他一准儿跟你说：跟童芷苓借的，进口儿福特！我姐姐一入党就把房子、车子什么都上交给国家了。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我们童家算是一落，我姐姐被揪出来了，整天钻牛棚、挨批斗，我们也跟着靠边儿站。当时我姐姐说，你们说我是文化特务，只有等解放台湾了，你们查了国民党的资料，才能证明我的清白，现在我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哪！
1965年我演上了杨子荣，算是第二起，我姐姐挺高兴，嘱咐我要争气，拼上一切也要成功，她这是指望我洗刷童家“反对现代戏”的罪名呢。
我记得调到《智取威虎山》剧组，江青就说，第一，把你调过来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加强杨子荣的音乐形象，特别是杨子荣的基调。我说什么基调？她说，共产党员这4个字，你把他这个形象基调搞出来就行。
比方说吧，那座山雕一枪打一个灯，杨子荣得把座山雕给压下去，一枪打俩灯，那俩灯是穿在一个保险丝上，我跟管灯光的不容易呀，那时候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先进，那时候有一百多个铡刀呀、变光呀，到时候就得用手一推，保险丝一碰，打俩灯。
也有弄错的时候，演小土匪的有这么一段词 ：“三爷把灯给打灭了。”杨子荣打完，“一枪打俩，一枪打俩，好枪法！”有一次搞错了，“叭”座山雕一枪，俩灯灭了。
我一瞅，座山雕灭俩灯，那我不得灭4个灯？这些小土匪就没词了：“嘿 ，好枪法！”就完了，我这杨子荣一打，“叭”，就一个灯，大伙儿编词呗，不能没词，全灭了，没辙了，杨子荣一枪所有灯都灭了。
就这么害怕出错儿害怕出错儿，还是出了几回错儿，有两次在台上还忘词儿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啥也没了，怎么办？！你说一个演员，又要演戏，又要挨批，又要写检查，神经高度紧张，那真是！
1966年，《智取威虎山》进京演出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，兴奋的童祥苓在给妻子的信中，顺便也给他的姐姐童芷苓写了几句话，因为他知道，姐姐对悬系着童家人命运的《智取威虎山》一剧十分挂心。他告诉姐姐，主席看了戏还修改了台词，然后他写道，“我们文艺工作者，应积极去表现工农兵，我希望姐姐若有什么问题就交代，但我相信姐姐不是坏人。”
不料，这封信落入了“造反派”手中，几句简单的话，成了弟弟为姐姐翻案的白纸黑字的铁证。童祥苓刚一返沪，姐弟俩就同台被批斗，连远在北京的妹妹童葆苓也未能幸免，年迈的父母更是吓得主动带领红卫兵查抄早已一贫如洗的家。童祥苓没有意识到这场风暴的残酷，他试图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争辩，这场争吵使他始终遭到张春桥的记恨。不久，那个神采奕奕的杨子荣从舞台上消失了。
绞肉机里讨生存
其实原先选我演杨子荣就是权宜之计，后来剧本主席也定了，戏也成熟了，换个人演也成了，就把我赶出来。1966、67、68这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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