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，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工农兵法家著作注释组，成员是18个工农兵作者，任务是注释上边指定的最后一位法家章太炎，办公地点选在了历史系，还特意将正在监督劳动的历史系青年教师朱维铮从工厂里急调出来，协助他们工作。当时，这样的注释组全国大约30个，大多设在北京和上海，北京由梁效写作班子在抓，上海由罗思鼎写作班子负责。

朱维铮是著名经学大师周予同的弟子，1961年，周予同主编大学文科教材《中国历史文选》时，朱维铮是周的主要助手。这时，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土地关系史。

早在1952年复旦大学的那场思想改造运动中，周予同就已经是问题严重的被改造分子；1958年整风反右，朱维铮是重点批判对象，受过团内处分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周予同和朱维铮当然不可能幸免，周予同被打成反动权威，青年教师朱维铮也受到批判。“周予同专案组”将朱维铮视为周予同“三反”言行的主要知情人，不停地审问他。“多恐怖啊，我当时二十几岁，刚刚教了几年书，害怕得不得了。”

直到1975年底，朱维铮还以牛鬼蛇神之身，在工厂里监督劳动。对他的审查进行了8年，却一直没有定性，只说他是一个反张春桥的人物，审查不下去，又把他下放到工厂里。朱维铮呆过3个工厂，7个车间，最后在一个纺织厂里给纺织女工打下手。“那个纺织厂简直就是个女儿国，190个工人里只有3个男人。”

1975年12月，没给他做任何结论，突然命令他回到历史系。

每改动一处，都要向他们解释

1976年元旦那天，朱维铮到了章太炎注释组，和这18个工农兵一起“攻克”艰深晦涩的章太炎。

“他们没有历史知识，也不懂文言，完全不懂章太炎。我的工作是从教他们查字典开始，然后带他们到图书馆去找书，接着他们就在那里开始‘注释’，‘注释’完以后，所有的稿子我来改。我到注释组以前，已经有人给他们传达过了，说我这个人可用不可信，所以每个月他们还要批斗我一次。

“章太炎是值得研究的，这个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之大。在鼓动辛亥革命方面，他起了很大作用，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《民报》就是由他主编的。‘五四’运动以后那些比较活跃的人物，陈独秀、鲁迅兄弟、钱玄同等，很多都是他的学生。章太炎反清，写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，骂光绪皇帝是小丑，和邹容一起坐了3年牢。辛亥革命后，他反袁世凯，又被袁世凯软禁3年。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法家。因为毛泽东当时称赞过，说章太炎敢骂皇帝，就这么把他定成法家，最后一名法家。”

朱维铮在注释组的日子不好过，却也有一点“心甘情愿”的味道，因为借着这么个荒诞的事由，他终于可以重新接触中国历史了。“文革”前他研究中国古代史，现在他可以重新开始被“文革”强行中断的研究了。要吃透章太炎，就必须了解康有为和梁启超，往前要了解龚自珍，往后还要了解陈独秀。这是让他能够提起兴致的地方。

“章太炎这个人，学问渊博得不得了，20世纪的学问家里边，论文献方面，没有人能超过他，他对于诸子百家，对于历史，尤其对于明清以来到他这一段的历史，都很精通。他的文章是著名的难懂，被称为天书，他的影响不及梁启超，就是因为梁启超的文章半文半白。鲁迅说章太炎反对康有为体系的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《訄书》，但是就连他也读不懂这本《訄书》。章太炎的文章都刻意浓缩，每一句话都用典，注释起来非常麻烦。这些工农兵哪里懂这个东西？”

“对你来说有难度吗？”

“对我来说没有，因为我很早就是做文献研究的。”

“如果你改得太多，他们会不会和你发生争执呢？”

“我给他们每改动一处，都要向他们解释，这么改的根据是什么，为什么他的说法不合章太炎的原意。要不然他们就要批我了。”

那些工农兵加在朱维铮头上的最大的一条罪状就是知识私有。“为什么要等我们做了，你才说我们做得不对？你为什么不预先告诉我们？”朱维铮心想：我又不是你们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你们会在哪些地方出错？

“你的工作就是负责章太炎著作的注释的纠错和修订，至于把章太炎的著作和法家、和当时的政治斗争扯到一块，就和你没关系了吧？”

“那就是他们的事了，就是那几位工农兵的事。”

给毛主席做《訄书》大字本

上海的几个法家著作注释组，都是由上海市委直接控制的。朱维铮发现，章太炎著作注释组的成员对局势非常关心，好几个人都写过批邓文章。朱维铮是没资格“批邓”的。

“当时感受特别深的是，邓小平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，忽然复出，复出以后又突然打倒了。这些都在我们法家注释组传达了，注释组的信息是直接从上面来的。上边希望掌握一批人，为的是将来能够控制理论界。

“那一年最重要的是批邓。对于邓小平的复出，上海的舆论从来都没有赞同过，上海是姚文元他们的基地。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，上海有3本刊物——《自然辩证法》、《朝霞》和《学习与批判》。那时国内没有什么刊物，突然有了这几种，所以很红火，在全国影响很大。这几种杂志,到了1975年以后就是‘四人帮’直接控制的舆论阵地，上边的很多文章《人民日报》都会转载，把它看作风向标。

“邓小平复出以后，《朝霞》提出了一个著名口号，叫‘警钟长鸣’，意思就是要警惕有人想翻案，我们注释组基本上就是这样传达的。”

朱维铮长年在工厂里劳动，对当时的政治形势，不是很清楚。他明白自己的角色就是“服侍”这18个工农兵，就是“一条条整理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注释，那些胡说八道”。早晨6点，他就要赶到注释组去扫地，给那些人打开水，晚上12点才能回到家中。

1976年朱维铮还做了一件事，他从上海写作班子那儿接了一个任务，将章太炎的《訄书》做成大字本，给毛泽东看。毛泽东晚年眼睛不好，必须看大字本。他不知道毛泽东最后有没有看到这个大字本，但是记得，在毛泽东逝世以前，大字本做好了，送上去了。

这一年，和往年一样，朱维铮的一言一行，还受着严密的监控，“整天就在注释组里面，不允许跟外界有任何接触，私下里他们见了我也很害怕，见了我都躲着走。跟我来往的，只有三四个老朋友。”和老朋友见面也是胆战心惊的，每次都很仓促，把最重要的消息说一下，立即分手，害怕别人盯住。

这一年，当然是没有日记，没有书信，也没有照片的。

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并没有立即解散，又维持了一段时间。“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，‘两个凡是’里不是有一条吗？毛泽东肯定过的东西，你不能动的。上头没人了，大家自己在这里运转。”

1978年朱维铮平反，这才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，教书，做学问。

抓“四人帮”的时候，复旦的气氛可怕得不得了

人物周刊：1976年的这些大事，当时您都能看得很清楚吗？

朱维铮：当时斗得非常厉害。他们传达毛泽东的话，传达张春桥的话，这些话的基本意思就是要保卫“文革”成果。后来就开始批邓了。章太炎组的这些人都写文章批邓小平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审查章太炎著作注释组，查出来不少文章。

周恩来去世，当时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