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记得很清楚，华国锋生病的时候，从写作班传来的消息是一种猜想：华国锋的身体怎么样？他到底有什么病啊？大家非常关注。那时已经有人说王洪文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了，但是对华国锋也吃不准。没有人敢公开议论江青和张春桥。周恩来去世以后，对这两个人的议论就多了。

谁也弄不清方向，忽如其来地，就感觉不对头了，上海的那个气氛，真的很压抑。有人传出风来，说我们这里要孕育大事。我记得有几天，就是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一个多月，抓“四人帮”的时候，复旦的气氛简直可怕得不得了，太压抑了，所有人见了面都不说话，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，你说错了一点，就可能被上纲上线。

人物周刊：毛泽东逝世的时候，您有什么感触？

朱维铮：别人号啕大哭。我没有掉眼泪。我想，一个时代结束了，另外一个时代开始了，这个人去了，谁来代替他？当时整个社会有没有转机，我是看不出来的。当时的氛围是，毛泽东去世了，上海就把矛头对准了华国锋，拼命宣传江青接班，宣传“四人帮”接班。当时看不出来整个中国是什么情况，会走向哪里。

人物周刊：您觉得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？

朱维铮：你不能说他都是错误，他到底是懂得中国的，当年他确实在没有希望的时候把中国革命继续了下去，他确实懂得怎样去调整党政军民关系，蒋介石在这一块比他笨得多。毛泽东肯定相信自己能够控制一切，但是后来就不行了，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，根本就不可能让那些东西再回去了，不听话了。历史上都是一样，包括拿破仑，自信得不得了，认为自己能够操纵历史，结果被历史所操纵。

人物周刊：您听到“四人帮”垮台的消息是不是很及时？

朱维铮：应该算早的了，他们受审查之前，我在写作班子的老朋友给我透露过这个消息，他急急忙忙赶到我家里来，悄悄说，要小心，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碰什么了。

人物周刊：您得到这个消息什么反应？

朱维铮：当时非常震惊。我们中间有些人表现得很恶劣，“四人帮”抓起来的前一天，他们还不知道消息，开会的时候就跳上去，说我们要誓死保卫什么。第二天公开宣布了，又有人跳上去，说我早知道他们要垮台。一天之间，两副面孔。这些人，我把他们叫做“三年早知道”。

人物周刊：1976年，由于您的处境，您大概不能对形势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吧？

朱维铮：我也试图弄清楚真相，但当时真相扑朔迷离，其实在上海听到的东西都是一面之词。我非常想了解另外一面，但是了解不到，也不敢打听。

人物周刊：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对1976年发生的大事怎么评价？

朱维铮：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我早先参与过反修论战，但是后来为什么我被清除出来了呢？就是因为我对上海的做法表示怀疑。毛泽东说过要安定团结，要促生产，怎么这些人老在制造事端啊？心里这么想着，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，就被人告了密，从1968年就开始受审查了。

人物周刊：您在某次演讲时说过，上世纪50年代中，复旦大学历史系有一个群星灿烂的时期。到了“文革”，老专家打倒以后，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整个复旦大学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？

朱维铮：乱成了一团。有一些人其实是在“文革”里变来变去的人，他们不太有信念，也不再做学问了，对权力看得很重。在学术界，如果你要把权力看得很重，就必须要压制一部分人的研究，拔一些不怎么样的人。

“文革”以后，学校出现了一种现象，有一种人习惯于红卫兵的思维方式，根本不看重学问，把学问当作一种工具，搞来搞去；还有一种人，想做事情，但是缺乏训练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普遍不及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那是个很有希望的年代。

人物周刊：“文革”中复旦大学有没有几个人是在真正做学问，搞学术，并且做出了成绩的？

朱维铮：当然有，就是谭其骧先生主持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，他还是坚持下来，因为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，非搞好不可，所以这个旗帜从来就没倒过。“文革”中断了两年，后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，要赶着给毛泽东看。

人物周刊：1976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是什么样的情形？

朱维铮 ：1976年历史系开始恢复招生，但都是工农兵学员，都是保送过来的，

人物周刊：您怎么看批林批孔？批林批孔对于儒家文化是不是一种颠覆？

朱维铮：真正的儒家文化，不是批林批孔能够颠覆的。那个时候是政治批判，对儒家文化，并没有真正清理过。其实“五四”以后，我们的很多批判都是政治批判，表扬他是政治化，批判他也是政治化。现在搞新儒家，搞孔子教育，我觉得很可笑，让我想起了蒋介石原来搞的新生活运动。

朱维铮先生近年致力于中国经学史的研究，很少回想“文革”往事。但是，对于现实的忧虑并没有因为埋头于国故而稍稍淡化，比如，他认为，“红卫兵”的影子，不但今天还能看到，并且这影子很有可能还会投到我们未来的生活里；科研领域资源分配的失衡，令他恼火，也令他无奈。“同样是搞学术研究，有的题目可以拿到百万，甚至千万的经费，我和我的七八个研究生，做中国经学史的课题，只有4万元的经费！”

但是他没有一点“撤退”的意思。“要是我退休了，这个博士点就没了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