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对思想史提出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？”

有一次，一个记者向学者朱学勤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。

朱学勤的回答是：“一开始是想回答从少年时期就萌芽的问题，‘文化大革命’是怎么一回事？现在逐渐扩展成这一百年来中国人遭的罪，罪根在哪里？”

如今的朱学勤，对于“文革”，对于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在“文革”中经受那么深重的苦难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思考，但在当年，尽管读了很多书，琢磨了很多问题，对于正在沸腾着的、混乱的现实，他却也只有朦朦胧胧的感觉，和模模糊糊的认知。

1976，“文革”的最后一年，他24岁，年轻，阅历浅，还远不能像他日后所崇敬的顾准那样，对现实进行成熟的思考和有力的批判。

1972年10月，朱学勤离开插队落户的河南兰考，当上了工人。1976年大变动发生时，他在大型国企河南化工厂做管道工——“就是后来给尼克松捅出大麻烦的那个工种，管子工。”朱学勤讲到他的工种，很得意。河南化工厂上马时，得到过吉林化工厂的鼎力支持，厂里大量的老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，都是吉林化工厂调过来的。

说到吉化，朱学勤立即提到不久前发生在松花江的那场灾难。“一看到吉化爆炸的新闻，就知道这下完了！我那个厂与吉化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生产苯胺、硝基苯等，对环境危害极大。我震惊的是，他们居然就这样把它排泄到松花江里去了？这是祸害几千公里的事情，胆子怎么这么大！”

为周恩来逝世大哭一场

那一年的１月，朱学勤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去世，大哭一场。

“1976年是以周恩来去世开始的，印象非常深。1月8日，周恩来去世，1月9日，全国放哀乐。不许悼念，大家心情都很压抑。以前我没有为国家领导人去世大哭过，以后也没有，只有周恩来去世这一次，大哭了一场。其实对周恩来有什么了解呢？也没有啊，模模糊糊觉得周恩来有人情味，他希望发展经济，不希望无休无止地整人。”

“这些都是一种直觉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其实是一种情绪。我一个人关在屋里大哭了一场，很不好意思。9月9日毛泽东去世，我没掉眼泪，反倒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他的时代终于结束了。周去世则让我感觉民族前途不妙，不知所终。那是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灰色情绪。”

旅行结婚，在漓江为尼克松打了一回前站

２月，朱学勤旅行结婚，去了广西、广东和江西。第一站选在广西桂林，是因为受到了一位知青同学的刺激，那家伙去广西为生产队买猪，押运那批猪回河南的时候，途经“山水甲天下”的桂林，回来后眉飞色舞地向大家描述了一番。“这个同学就是1968年在上海写作《一切为了九大》的三位作者之一，因此而受整肃，我们已经上调工厂，他还在农村，为生产队去买猪。”

一对新人到了桂林，正是三九寒天，漓江水浅，不能行船。“但是我们侥幸买到了一张船票。原来是官方为尼克松访问桂林，从桂林到阳朔这一线，提前放了一条船做个试验，看看在水位浅的情况下，游船走得动走不动。”

因了这个特殊机缘，朱学勤他们在漓江上坐了一回游船。游船在河底刮擦出的“咔咔”声，至今犹在耳边。

接下来从阳朔坐长途汽车，翻过南岭到梧州，再从梧州坐船到广东。阳朔那一夜他们饱受惊吓，半夜民警来查房，把房门拍得山响，极其蛮横无礼。原来是当地戒严，为第二天尼克松来访突击检查。白天沾了尼克松的光，晚上立刻为尼克松而遭殃！

“到了我爱人老家番禺沙湾，还有让我吃惊的，是1976年广东农村普遍弥漫的‘南逃’香港的风气！叔公、叔婆见到我们问，走不走啊？我问去哪里，他们说到香港啊。我问怎么走，他们说明天就有船出海，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青壮年在那边，很方便的啦！这种事让我大感震惊，‘文革’还没结束，广东就已经这样？这才知道，广东和内地已经大不一样了。当时政治上把这种行为称为叛国。我无法设想我会离开内地，下半辈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。”

下一站是江西。父亲是上海市政府组织的知青慰问团成员，在井冈山地区驻扎两年，一方面慰问当地的上海知青，一方面协调知青和当地政府的关系，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。当时朱学勤已经上调为工人，看到公路边三三两两的上海知青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有一天，他竟然在路上邂逅了一个小学同学，同学大喊大叫，非要拖他去乡下住一宿。父亲告诉他，这里你的同学还不止一个，其中一个男同学，出车祸被拖拉机撞死，就死在医院急诊间，太惨了。

回到上海，母亲说，你爸不在家，你又是长子，结婚不招待一下亲友，人家要骂我。这个长子只好遵母命，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。岳父则说，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啊？老人解放前是高级职员，资方代理人，公司午餐包在南京东路上著名的德大西餐社。老人的“意思意思”，是到那里吃一顿西餐，既是自己怀旧，也是庆祝女儿、女婿成婚。这就是1976年的“大吃大喝”，一桌家宴30元，一顿西餐20元。

那时他们囊中羞涩，在当时全中国的“购物天堂”上海，朱学勤买了一件呢中山装，48块，他爱人买了一件呢两用衫，也是40多块钱，这就是礼服，对长辈有个交待了。结婚全部开销，连旅行费用在内，只有400多块钱。

1976年3月，新婚夫妇回到工厂。他们把旅行照片整理成一个照相簿，照相簿的第１页，放的是一祯大大的周恩来照片。

“天安门事件”和邻省对于上海的敌意

4月，发生了轰轰烈烈的“天安门事件”。当时，朱学勤对这件事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，只是像普通民众一样，对所谓“暴乱”的说法有一种本能的怀疑。

话题引申到了当时的地区差异，引申到了上海当时的“特殊地位”。“‘文革’时的上海比较特殊，这里是‘四人帮’的后院，除了政治上左之外，还有另外一面，生活上的右。那时全国已经多少年不涨工资了，其他省市的工资都是32，33，34块，上海是八类地区， 36块！10年‘文革’，政治上这么左的情况下，张春桥没有取消过上海的６块钱的奖金制度。6块钱当时不得了啊，占普通人收入的1/6。另外，上海的市场供应相对其他城市一直比较好，外地人到上海出差，主要任务就是帮同事们采购，就像现在到美国到欧洲一样，他们到上海买‘五香豆’皮鞋，买大白兔奶糖。‘五香豆’皮鞋就是外形像五香豆的一种皮鞋，17块8吧，这个价格稳定了很多年，质量很好。这些差别，引起很多外地人对上海既羡慕又嫉恨的双重心理。上海的轻工业品是他们要的，但上海的这种特殊性，又是让他们嫉恨的。上海跟相邻的两个省的关系特别紧张，一个浙江，一个江苏，‘四五事件’之前，先是由江苏反上海，后来浙江也加入进来，经过南京和杭州到上海的火车，上边都有江浙两省青年学生刷的大标语——‘揪出反周恩来的黑后台！’影射上海帮。那时火车进上海站之前，必须组织人把这些标语都抹掉。

“打倒‘四人帮’的时候，一般上海市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外地对上海的压力要起来了，那年我在上海探亲，就感觉到了这种复杂的心态：非常希望‘文革’结束，希望这些人下台；同时又感觉到相邻的城市和省区投射过来的眼光，不友好。一打倒‘四人帮’，这种感觉正好又翻了个个。”

冷眼看两派

1976年上半年，河南处于“文革”后期的一浪，批林批孔。最后一浪是平反补台。

“‘文革’因为造反派、保守派多次反复，两边都形成了自己特定的政治倾向，这个政治倾向人们称为‘派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