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邓小平复出的时候，提出要恢复国民经济，把造反派压下去。1976年他又被打倒了，他打倒的这批人还在受压状态，或者是在监狱里。我印象很深，批林批孔的最后一浪，是落实权力再分配，改革各级领导班子，叫‘打开监狱找左派’。1976年上半年河南化工厂就处于这个状态。”

彼时的朱学勤，一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，与厂里两派的干部都有接触，对他们都是既有同情，也有反感。

他印象很深的是从前长期受压，现在扬眉吐气的新干部。他能感觉到他们身上好的一面 ：反官僚，反特权，反走后门。“他们反特权的一个典型例子，是揭发第一把手胡岭台给老婆报销车票。”胡是13级干部，老婆陪他去上海看病，往返车票拿到财务科报销，财务科有人造反，就把这事儿抖露出来，说胡岭台搞腐败。

“最多两三百块，不顶现在一顿饭钱，但这种事揭出来，很容易引起民愤，当时社会普遍贫困，工资都很低，两三百块钱就是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。”

他也觉察到，新干部身上有不好的一面，那种急于进入领导班子的权力欲，还有那种江湖气，流氓无产者的味道。

对于老干部，他不满的是他们身上那种普遍的“暮气沉沉”。老干部对批林批孔、平反补台和提拔新生力量，思想上都有抵触。“求稳怕乱，‘暮气沉沉’也可以理解。‘文革’快10年了，怎么还稳定不下来？”

狗腿端上来了，撕啊咬啊，分而食之

老干部中，朱学勤交往最密切的，是厂里的二把手、现代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戏曲家欧阳予倩的女婿陈静之。“这人有思想，有风度，仪表堂堂。”

陈静之跟周围“土干部”格格不入，故而也受排斥。早在1949年他就已经是级别很高的干部，薄一波主持的全国财经会议，还有高层的一些重要会议，他都参加过。后来因为所谓资产阶级意识，又因为娶了欧阳予倩的女儿，“成分不好”，有很复杂的社会关系，结果在政治上始终不得志。到1976年平反补台，就更边缘化了，从省直机关沦落到河南化工厂，做了个二把手。他在私下里最谈得来，谈得最多的，是青年工人朱学勤。1976年，陈静之装了10个月的病，住在化工厂职工医院的单间病房，晚上出来散步，会顺路到朱学勤家里坐坐，聊聊天，发发牢骚。吸引他的，除了朱学勤这个不太一样的年轻人，还有朱学勤家里的那个小书柜。“那个可怜的小书柜，是我爱人插队时从上海带出来的一个很粗陋的包装箱，竖起来，架几层隔板做成的。”重要的是，书柜里有一些朱学勤回上海时买的“文革”中后期的内部书籍，《你到底要什么？》、《多雪的冬天》、《布拉格之春》之类，这在当时就算“奇货可居”了！

“你是怎么搞到那些书的？”

“1974年，1975年，那些书可以在大城市的内部书店买到，但是要凭介绍信，介绍信级别越高，买到的书就越多。当时我最珍惜的是凭省军级介绍信买到的费正清的《美国与中国》，那本书传看的人很多。”

老爷子跑到这个好学的后生家里，借了很多书回去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
打倒“四人帮”的消息，就是陈静之告诉朱学勤的。

“那一年发生了唐山地震，河南化工厂也接待过一批唐山疏散过来的伤员，那是9月份，火车进站的时候我们都去接，用担架把他们抬下来。秋雨潇潇，大喇叭里放的是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》，一个担架一个担架抬下来，都不说话，气氛凝重。”

化工厂的医院是当地条件最好的，护士不够，厂里抽调了一些人去照顾伤员，朱学勤的爱人也被抽调过去。有一天，大约是10月13号，他去医院看望那些地震伤员，顺便看望在那里装病的陈静之。陈悄悄告诉他，北京打倒了“四人帮”，还强调说，消息“绝对可靠”。陈静之怂恿朱学勤和他爱人，“你们俩能不能去街上刷一条大标语——欢呼粉碎‘四人帮’？”

朱学勤不想卷入。“虽然也希望结束‘文革’，但是我去刷这个大标语，算什么啊？”就没去。

“你第二天上街，看到有人刷标语吗？”

“也没有，因为我们那儿是个县城，消息传得慢。我自己也没有逢人就说。‘文革’进入第10年，对政治斗争已经厌烦了。对于打倒‘四人帮’，我的心理反应是多重的：谢天谢地，从此可以结束了吧？兴奋，欢悦；另外还有一层：对于特权有天然憎恶，对于‘文革’当中短暂释放的所谓大民主，还有点留恋。不像现在看‘文革’时期的‘民主’，已经看得很清楚，不过是奉旨造反。”

和朱学勤一起下乡的知青当中，有一个后来介入了化工厂的政治，站在新干部这边，参与批判老干部，差一点就要被结合进“班子”了，突然发生“打倒‘四人帮’”，没过几天命运就反过来，在大会上被点名，做检查，弯腰，挨批。“我们的心情很复杂，此前既反对这个同学介入那些权力斗争，现在又对他遭到整肃表示同情。在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环境里边，人是多重的，哪像现在描述‘文革’的那些电视、电影那么简单？包括后来好评如潮的《牧马人》、《芙蓉镇》，都有脸谱化的毛病，此类否定‘文革’的电影，本身就有股‘文革’气，坦率地说，我看不下去，与记忆不合。这个民族之所以思维弱化，与我们不断简化历史、曲解历史有关。才30年，历历在目，就已经被简化、曲解成这个样子。”

1977年元旦，十几个来自兰考的知青又按往年插队时的老习惯，大碗小盏地聚餐。这些单身汉们来到朱学勤家里，因为只有他结了婚，家里有厨房。虽然那个同学正倒着霉，夫妇俩还是把他请过来了，政治归政治，朋友归朋友。朱学勤特意买了条狗腿，没有冰箱，就冻在窗台下面。聚餐那天用这条狗腿做了一道政治寓意的菜。红烧狗腿端上来了，大家起哄说：“这就是‘四人帮’，这就是张春桥，狗腿子！”年青人撕啊，咬啊，分而食之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那同学在一旁看着，很难受，怎么也吃不下。“现在想想很不应该，他卷入那种政治，当然不好，但也没有理由起哄，强他所难，不尊重他的个人感情啊，尤其是一个失败者的感情。”

“那个时候对“四人帮”这些人，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吗？”

“未必。此前对‘文革’不满，灰色情绪从城市知识阶层下延到知识青年当中，已经很普遍。说不清楚‘四人帮’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普遍对他们有一个准确的划定，就他们几个人，也不会划定到其他人那里去。就这几个人，太坏了！那时对江青，对张啊姚啊王啊，议论很多。‘四人帮’粉碎以后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：那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政治应该结束了。”